上周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美中关系似乎有所改善，特朗普总统宣布他与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不容乐观。美国当局以所谓的“以欺诈方式规避制裁”和”违反美国出口控制”为由,要求加拿大逮捕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首席财务官。华为是一家生产手机和电信设备的公司，孟晚舟不仅是华为的高层领导，还是华为创始人兼董事长的女儿。这使得她的被捕有点像中国人逮捕了史蒂夫·乔布斯的女儿（假设她帮助管理苹果公司）。中方对此事的反应并非轻描淡写，而是要求释放孟晚舟并指责美国政府侵犯了中国公民的人权。
这个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它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总体上的混乱。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声称，司法部把即将开始的逮捕行动告诉了他，但他没有将这个信息告知总统。白宫上下没有人考虑过逮捕孟晚舟对脆弱的中美贸易停战意味着什么，这本身就令人震惊。
也许依据美国法律，可以针对华为及其高管提起诉讼，但却是一个可怕的政治错误。也许华为在向伊朗出售的设备中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因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即使概率很低，仍存在检察官的主观臆断，不是每个可以指控的案件都应该被指控，也不是每个案件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起诉。在国际案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美国想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发生变化的事实，那么这就是一个蠢得不能再蠢的策略。
华为作为一家商业公司，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从2016年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商务部一直在调查华为对伊朗和朝鲜的出口违规行为。2017年春季，美国财政部展开了独立调查。
尽管在那之前，华为也在合法的范围内运作。2003年，思科公司起诉华为复制其路由器中的一些代码。（华为在审判前也承认这一点，并承诺停止。）2012年，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将华为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因为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窃取知识产权带来的后果，以及具有将间谍软件嵌入其手机的能力。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阻止华为参与下一代5G电信网络的初步建设。
即便美国所声称的一切都正确，对华为的追踪调查也是荒谬的越权做法，它基于美国可以决定外国竞争者如何开展业务这个论断。诚然，该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联系，不过值得考虑的是，这种联系是否会比波音和洛克希德等国防承包商与五角大楼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为有害。
更重要的是，现在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涉及多个国家和众多公司。例如，三星是伊朗重要的手机供应商，而瑞典电信企业爱立信甚至一直在制裁期间向伊朗出售设备。这些公司也许在出售给这些受制裁国家的产品中不使用美国零部件方面做得更好，但由于全球零部件来源的复杂性，伊朗消费者完全不使用美国知识产权是不太可能的。然而，美国检察官并未试图限制这些科技巨头的业务，也未积极调查每个零部件的来源。
当然，三星和爱立信都来自美国的盟国，而中国则被许多人视为美国主要对手的国家。从社交媒体和一些采访来看，中国国内最初的反应是，美国人正在利用他们的法律体系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推进政治利益。
关于美国法律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反对域外性的推定”，认为美国法律不应在美国境外执行。另一方面还有诸如“外国腐败行为法”等法规，该法案惩罚外国公司的贿赂行为，制裁是主要手段。美国政府威胁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如果他们在美国开展业务，美国就可以对其采取行动。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经济实力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美国一直以来都将执法作为实现本国政策目的的诸多手段之一。
然而，这主要在双方力量悬殊时才奏效，但显然不适用于美国与中国的情况。逮捕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科技公司的第二大高管，不但无助于实现政策目的，反而让中美谈判变得复杂。禁止华为5G进入美国市场这件事，是对潜在威胁的防御性反应。尽管出于美国对其主权不可侵犯的诉求，但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
以规避美国出口管制为由逮捕一位非常资深的高管，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这类公司行为采用执法手段去对付个人，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击。这很容易被解读成是特朗普政府在即将到来的贸易谈判中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粗鲁行径，即使那不是真正的意图。这会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和其它国家面临潜在报复，这种针锋相对的做法将会使本已严峻的商业环境雪上加霜，并直接影响美国国内的经济和市场。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当下，这只能成功地将技术进一步推向其它国家阵营，发展他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赢得比赛，但胜利的代价将比二十年来相互依赖的结果更昂贵。
逮捕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科技公司的第二大高管，不但无助于实现政策目的，反而让中美谈判变得复杂。
作者扎卡里·卡拉贝尔
是美国作家，曾出版《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顶级指标：数字统治世界简史》。
（据人民资讯/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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