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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杂志主编:不止于真相

本文作者: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

此时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庞大的论战,一场争夺国际公共健康界灵魂的论战。

论战的一边是那些聪明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真诚地相信通过以更加精致和精确的方式描述世界,我们将更加接近一个似乎无法捕捉的真相,一举释放国际公共健康的巨大潜力。他们眼里的神是“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这样的庞大研究,伊甸园则是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论战的另一面则是善良的怀疑论者。预期最坏情况会发生的人看不起对面的理想主义者,也看不起任何对当今全球健康状况沾沾自喜的人。他们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必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是追寻道德榜样的传教士,渴望人类建立与自然系统和谐的生活模式。

聪明的理想主义者是倡导者也是行动家,他们将疾病、残疾与风险视为三位一体的恶魔,要控制他们、打败他们。相比之下,善良的怀疑论者们致力于重新思考健康的意义。健康不应止步于诊所,而更需要被移植到社会上,移植到自然中。谁将赢得这场斗争结果尚不明晰。

我们清楚的是这场斗争的结果——无论是东风压过西风,还是握手言和——都将决定我们物种将来的生存轨迹。

想要拆解这场讨论,我们必须提出一系列国际卫生一般考虑范围之外的问题。“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首先,全球健康的最高指导价值观是什么?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是“公平”。

但是,目睹中国遏制COVID-19的一系列举措,我们逐渐意识到也许“自由”也应当被视为同等重要的基本价值。对于卫生工作者、决策者、公众和媒体来说,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办法就社会的未来(包括社会健康的未来)形成共识。

第二,政治制度对健康的重要性如何?公共卫生界通常并不关注一个国家选择的政治制度。全球卫生及其机构在衡量卫生系统时,无论是从技术、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来讲,都是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分开的。这种观点恐怕有其边界。我们很难说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参与条件与公共健康无关。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繁荣?我们通常认为繁荣意味着金钱财富。但是,繁荣的定义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大,考虑人类社群的利益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同步和协调?

第四,我们应该如何考虑人的身体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如何连接我们的社会性与我们的生物性?我们如何将我们生活的社会融入我们作为生物的自我?我们的躯体及其表现出的疾病讲述了一个关于我们生活方式的故事;我们应当拆解这些故事,借此帮助我们理解。

第五,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健康?无论是“无疾状态”还是“彻底的身心良好状态”,我们觉得自己是否“健康”也与“现在过得好不好”、“未来会不会过得好”有关。健康取决于我们为自己的生活设想的意义和追求这个意义的无数个可能性。换句话说,健康难道不就是我们自我实现的能力吗?

未来30年里,健康的外界环境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世,地球系统的土地,水和气候日益失效。破碎的粮食系统又叠加了一层营养不良的负担。掠夺性商业行为逐步侵蚀我们的健康。包括人口异常增或减少、城市化、加速移民的人口结构变化日益加剧。

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诸多社会不公,以及他们之前交叉的机制——从性别到阶级,种族到教育,心理到身体健康。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动物健康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个新词:咨询传染。假新闻的流行,限制和延迟了人们对健康威胁的响应。

这些复杂交错的力量构建了聪明的理想主义者和善良的怀疑论者之间的论战。如果我们要保护人类社会的果实,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健康和健康的含义,甚至要拿出勇气面对最大的挑战——从根本上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据Matters/2020-02-23)

分类今日世界, 健康, 意见, 政治, 社会,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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