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海的2400万居民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遵守交通规则，导致这个大都市每天都陷入交通拥堵的混乱中。目前中国正在将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再教育营地。
有时候，中国会让你屏息。就像这里，在上海衡山路上，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交通灯跳到绿色，记者开动汽车，但又不得不立即刹车，车尾随即传来“嘭”的声响。为什么急刹车？因为一位行人正走在汽车前面的路口中间——一个十二车道的路口。她的左手举着一部智能手机在眼前，右手还牵着一个孩子。
上海有2400万居民，360万辆汽车。汽车数量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交通混乱。堵车从7点起准时开始。据运输部统计，上海街道上汽车的行驶速度为平均每小时23公里。每个上海居民每年在堵车中平均耗费247小时。在德国最拥堵的城市慕尼黑，每人每年是51小时。
德国制造商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销售了三分之一的汽车。根据中国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大众共和国”由于拥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每人每年9122元人民币，也就是1177欧元。这相当于一个上海人经济产出的7％。很难想象，如果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控制他们的交通混乱会变得多么强大。
但情况直到最近也并没有好转。上海的汽车司机只知道盯着前方，不松开油门，用蛮力变道，直到撞车。
撞车是常事。北京的道德哲学家何怀宏曾写道，经济上的成功产生了“不团结、不凝聚和不自信”现象，并把话锋指向交通。据统计，在柏林八分之一的汽车每年发生一次交通事故，在上海则是四分之一。这还只是统计数据。
根据这个数据显示，每天在上海街头发生2500起车祸，而这个数字只是个笑话，因为它只记录了向保险公司报告的交通事故。但中国人只有在事故车辆完全损坏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否则会由此而增加太多保险费。衡山路上的这个事故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档案中，后面追尾的司机恳求前面的司机接受现金以给损坏处上漆。

他们后面排起了一条长龙。停着骂着，怒气冲冲地挤向一个也许更好的位置。孔子曰，君子坦荡荡。但这已经不适用于在这个被堵车所烦恼的时代中坐在汽车里的中国人了，他们说：“方向盘后面的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网上有街头战斗可供观看，搜索词“Road Rage Shanghai”。那是两对开着战车的夫妻在柏油马路上的厘米争夺战。他们在交通主动脉延安路的快车道上展示了一场三分钟的搏斗——狭路险相逢，拳打加脚踢，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
在中国，开车就像生活一样，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战斗。正如数亿人在幼儿园中就已经开始的竞争，他们在街道上以变换车道来互相对阵，来实现心中对最终到达的渴望。有人可能刚花了一大笔钱在Wagyu牛排和95年的La Tâche红酒上，以获得同行女伴的好印象，可是他却在交通灯变绿的那一瞬间晚了十分之一秒起步，别的车早开出去一点点，就让他的女伴暴跳如雷。没有什么比等待更能让那些急于崛起的人们疯狂了。
传说两年前，尽管有警灯和警笛开道，上海时任党委书记韩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遭遇堵车。他后来成为了全国权力最大的七个人之一。这位领当时下达了进行一场“全民运动”的指示。两年后的今天，在上海巨大的中心市区的每个路口都能看到这项运动。
那儿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自2016年3月起，每隔10米就有一名嘴里衔着哨子的警察。无论你要往哪里去，在这个面积是纽约五倍的城市里，代表国家权力的哨声离你都不会太远。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如果有驾驶员在左转弯时按最快路线直接驶入对面车道，立法者也没有发过任何声音，而今天一切都会受到惩罚：违章变换车道、按喇叭、无保险带驾驶、使用智能手机……
来自郊区宝山的印刷公司老板朱茂泉（音译）在下班后常常驾驶他的私人混合动力车比亚迪跑出租，以改善收入。自12月以来他已经收到了13张交通违规罚款单，其中大部分是因为违章停车和违反“行人优先”准则。
之前，朱先生从没有听说过要让在横道线上过马路的行人先行。为一个甚至连汽车都买不起的其他人而停车究竟有什么意义，即使是年轻人也有很多至今还不太清楚。在这个快速资本经济的国家里，比几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行强者优先。
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晓红（音译）相信，人都是可塑的。“十年前，我们城市的市民连红绿灯都不注意。后来，一场运动改变了他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就将群众用于政治目的，这也保留了下来。除了上海的6700名交通警察外，领导还把几乎所有其他部门的警员都召集到马路上，即使是高级官员也得口衔哨子站在充满汽车尾气的路口中间执勤。当领导还觉得力度不够时，市府又从警察以外的政府部门调来公务员，并给他们穿上警察制服——所有这些人构成了现在的警察队伍。他们每天早晨直接来到马路中间上班，而不是去工商管理所和城市发展办公室。
可是警察数量仍然不足以进行全面监管，于是大批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制服和口哨。随后领导层还强行禁止假期并取消公务员的周末。“我们将把他们全部送上街头”，副市长白少康说，“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这项大型再教育实验很奏效，市政府称：仅在今年上半年，就使交通事故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8％，警方在回答报社提问时说，受伤人数甚至下降了14％。
执行处罚无力的警察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牵连，公民则会被记入社会信用体系中。在该体系中，政府通过评估不良行为和实施严厉的惩罚来教养公民。司机朱先生至今已被机器人——即所谓的“电子警察”抓到了13次。共有1万8千个这种电子警察将被安装在全市。在延安路和华山路交叉口设置声纳机之前，每月有4700次违章鸣笛，而现在每天只有15次，政府部门骄傲地说。
那些鸣笛声音过大的人会被监控摄像头记录，摄像头也可以识别人脸，并与国家数据库的数据核对。“电子警察比普通警察更危险”，司机朱先生唉声叹气地说。他现在每次等候乘客时都会被摄像机拍摄，并在几天后接到处罚。“你没办法跟这些机器交涉！” 如今所有交通违法行为的三分之一都是由机器人执行处罚的。
但是，一些毛泽东时代的方法也还继续有助于规范公民的行为。针对年轻人，警方制作了一首名为《谢谢你，警官》的歌曲。像朱先生这样的重复违法者，只要每年被拍摄三次，警察便上门家访。来自长宁区的陈先生因非法装载他的皮卡车被记录，居委会和警察一起对他进行家访。他们一直向陈先生展示血腥的交通事故录像，直到他大惊失色地向国家和社区保证从今以后遵纪守法。
陈教授说，只要警察继续保持执法力度，交通状况就会越来越好。直到没有人敢在上海的马路上做任何可能导致被记入社会信用体系事情，从而被禁止上飞机或者出国。
尽管现在中国大城市的人们对此有所担心，但街道上的车速也并没有明显加快。虽然市政府声称从1月到7月，登记在册的交通拥堵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8％。希望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因为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在北京制定的全国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在去年交通混乱最严重的城市名单中的排名从第11位上升到了第8位。
（原出处：《法兰克福汇报 Plus》收费版，译者：帮主/新华二代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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